“坏孩子”是
◎圆首的秘书
写给成人的“成长备忘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无论美好还是悲惨，童年总是最值得纪念 的那段时间。然而，童年似乎又是人生中最难把握的时段，一旦意识到童年的珍贵，它必已成为过去。从东方到西方，从以往到现在，从文学到电影，从大师到凡 人，“童年”一直都是创作者无法回避的人生阶段，而童年往事也都是创作者的无尽之藏。《四百击》、《顽皮鬼》、《童年往事》、《狗脸的岁月》……所有这些 名字无一不暗含着童年的顽皮与天真，昭示着童年的美好与残酷，同时也让人意识到时光汹涌、童年易逝。
疗伤或者矫饰：坏孩子是“惨孩子”变的
《放 牛班的春天》就是一位音乐家对他的童年往事的追述和回忆。在这部影片当中，教师克莱门特用音乐把“倾向暴戾、破坏，说谎成性”的问题儿童变成了天使，让叛 逆的皮埃尔逐渐懂得了感恩。不过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相比法国人所呈现出的浪漫和美好，英国人的童年则显得灰暗许多。无论是肯·洛奇还是比尔·道 格拉斯，他们眼中的童年都是悲伤多于快乐。这里所说的英国著名导演比尔·道格拉斯一生只拍摄了四部作品，其中《我的童年》、《亲人们》和《回家的路》又被 合称为“比尔·道格拉斯三部曲”。
在这三部具有强烈自传性的电影中，道格拉斯讲述了少年吉米的悲惨经历：吉米与他的外婆和他同母异 父的哥哥生活在贫穷的矿区。他唯一的朋友是在当地劳教的德国军人，而随着外婆的离世，德国军人离开了此地，哥哥也被送到了孤儿院，吉米则回到了性格乖戾的 父亲和祖母身边。在这个过程之中，吉米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变得孤僻、敏感甚至不可理喻。有趣的是，在这样的作品当中，父母至少一方的缺位通常是 孩子具有某种人格缺陷的主因，至于这样的人格缺陷是否会让孩子走上不归路，那还要看他的运气到底如何。在比尔·道格拉斯三部曲的终章，吉米应招进入军队来 到北非，在好友罗伯特的帮助下逐渐恢复了生存的欲望和知觉，悲惨的经历也终于获得些许调和。
好孩子大概全世界只有一种，坏孩子则是 各有各的坏。对笔者来说，姜文执导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所描绘的那种翻箱倒柜、撬锁爬墙的“坏”可能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了。不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 果说大部分影片中的少年时代都是成人为了让人了解自己的过往而做出的回忆，那么《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童年则更像是回忆与成人进行的一场游戏。在这部电影 当中，人们很难辨别事情的真伪，一些之前看似确凿无疑的东西在之后的故事当中往往形成自反，比如墙上挂着的照片突然消失不见，回忆中一场惨烈的互殴则被故 事的讲述者自己否定。在这里，回忆不再是浑然无缺的东西，而变成了夸张、事实和掩饰的结合体，变成了迷宫和拼图，从“客观”变成了“主观”；观众所能做 的，不再是随着剧情的推进了解故事的全貌，而仅仅就是沿着创作者给出的线索尽量还原出一个合理的故事，猜测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
这样的设置一方面告诉我们，随着讲述者有意无意的删改和强调，所谓事情的“真相”已经不可能复原，另一方面也是表明，纵使千般追忆、万般感怀，那段或美好或忧伤的时光早已不知所踪。
反射成人世界：你们荒唐故我反抗
大 人对于时代的反馈往往滞后，一方面，成人过于理性，喜欢构建，当成人发现问题的时候，孩子们或许已经见怪不怪了；另一方面，大人们居于社会和时代的中心， 正所谓当局者迷，孩子尚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的意见往往不受重视却往往“旁观者清”，于是也就有了所谓的“童言无忌”。从这个角度上说，孩子的表现往往能 够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这里不得不提到王朔。1991年，王朔的作品《动物凶猛》成就了姜文的处女作《阳光灿烂 的日子》；八年之后的1999年，王朔再次以少年为题材创作了《看上去很美》，这一次的故事仍然发生在文革期间，但这一次的孩子却从中学回到了幼儿园，改 编他作品的导演也从姜文变成了著名第六代导演张元。
在同名影片《看上去很美》中，张元把小主人公方枪枪置于一个幼儿园中，只有按照 老师要求吃饭睡觉的小朋友才能得到“小红花”，否则便要失去当班长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始终无法适应集体生活的方枪枪的童真逐渐扭曲为叛逆，直至在唐老 师面前大爆粗口被关禁闭并遭到所有小朋友的孤立，方枪枪彻底陷入了崩溃的状态。在这个类似“儿童制造工厂”的环境里，所有的孩子被打造成同样的性格，学会 同样的技能，甚至需要在同样的时间拉屎，个性全然遭到抹杀。这不仅是对当时教育体制的生动描绘，更是对文革时期人们生活状态的再现与诠释。
《牯 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反映的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震惊整个台湾的少年杀人事件。在这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纷繁庞杂的影片之中，导演杨德昌用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描 绘了小四（张震饰）的生活和他身边的环境：受到国民党政治迫害的父亲、虔信基督教的姐姐、爱看“武侠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小公园帮”头目哈尼，还有他 喜欢的女生小明。在故事当中，小四意外地成为所有人汇集的交点，成为了所有苦痛、失败和堕落的最终承受者。正因如此，小四的杀人最终不仅成为了自己人生的 结果，也成为了整条牯岭街的结果；不仅成为了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更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必然。
影片结尾，小四一面悲愤地吼道“不要脸， 没有出息啊”，一面手持尖刀在小明身上连刺七下。这无疑是想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只能通过暴力手段维护自己的希望和理想，那么整个社会的病态便也已经达到 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若如梁启超所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那么《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则可以成为这一言论最悲情、最可怖的注脚。
提 起《少年时代》，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2014年的那部由理查德·林克莱特执导的“现象级”影片。不过人们大概不知道，与大岛渚、吉田喜重并称为日本 “新浪潮三杰”的导演筱田正浩也在1990年拍摄了一部电影，也叫《少年时代》，而这部影片也拿下了当年日本电影学院奖（日本“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 导演、最佳编剧等七项大奖，并在当年日本《电影旬报》评选的十佳作品当中位列第二位。在影片当中，小主人公进二由于1944年东京大轰炸被迫来到乡下上 学，出身贫寒的班长大原武一方面对进二表现出十足的家长式关爱，另一方面又对进二极为严苛，有时甚至暴力相向。最终，大原武被班级中以贵族二代为首的、对 他的“滥耍淫威”深表不满的另一股势力打败，从此一蹶不振。
在这个过程当中，筱田正浩以小见大地提出城乡差异、阶级差距等等命题， 同时也在大原武对进二的矛盾态度中展现了军国主义的复杂成因。在他看来，这种侵略的欲望，可能正是源于一种急于强大起来的渴望，渴望的深处又是难以抹杀的 自卑。在为进二送行的场景中，背景响起的是井上阳水深情款款的歌曲《少年时代》，画面上则是大原武全身吃劲地行出的标准纳粹礼——这便是一个少年的情谊， 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与世界对照：儿童的“彼岸”多么可悲
在成人眼中，孩子根本就是一群“奇怪的生物”：他 们对世界有着独到的见解，对所有事物都有着新奇的想象；他们热衷于蹦蹦跳跳、摸摸碰碰，对整个世界有着永远无法用尽的好奇，哪怕一个人都能玩得不亦乐乎。 大人们往往自负于“经验”和“能力”，殊不知年龄越大，失去的也越多；面对这些无比热忱，除了艳羡和慨叹之外，成人或许真的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呢。
曾经主演《芭萨提的颜色》、《三傻大闹宝莱坞》，如今又凭借《我的个神啊》火爆院线的阿米尔·汗2007年拍摄了影片《地球上 的星星》。片中的小主人公伊夏患有阅读障碍症，而阿米尔·汗饰演的美术老师则通过种种方式，不但逐渐治愈了伊夏的阅读障碍，而且激发了常人不具有的想象力 和潜力。在片中，伊夏表现出的恐慌恰是对理性的、充满规则的成人世界的真实反映，而成人却对之报以冷漠，反过来又使伊夏陷入了更深的恐慌和自我否定之中。 尽管影片后半部分基本将注意力从孩子转到美术老师身上，使之成为了阿米尔·汗一个人的独角戏，但全片也的确在极大程度上展现出了成人的冷漠无情。
相 比之下，曾获得金狮奖的影片《禁忌的游戏》则精致不少。这部影片看似专注于孩子的游戏，实则处处与成人世界形成鲜明对比，以此展现出孩子的纯真无邪。在片 中，小女孩宝莱和小男孩麦克二人为了给死去的小动物建造坟墓，把从村子的墓地和灵车等各处偷来的各式各样的十字架竖立在坟墓之上，希望这些灵魂能够安息。 这种做法看似“淘气”甚至有违常理，事实上却还是比成人强上千万倍：正当两个孩子真心实意地用十字架建造“天堂”时，大人们也在用十字架不遗余力地营建地 狱——宝莱的双亲正是不久之前在二战逃亡过程中双双遇难，麦克的父亲则与一直看不顺眼的邻居争斗不止；最让人伤心的是，麦克原以为宝莱已经被自家大人收 留，现在却眼睁睁看着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将她带走。战争、斗狠、贪婪、欺骗，在导演雷内·克莱芒看来，不过就是人性的集中体现，不过就是残忍的成人的某种宿 命，唯一能够与此相抗衡的，大概就只有孩子心中的坚强和善良了。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九年之后，杨德昌推出了他的遗作《一一》。 一样的训导处老师，一样的为情杀人，一样的宗教解脱，一样的凡尘琐碎，一样不甘于唯利是图，一样奔走于生离死别，《一一》所展现的当代台湾或许少了些《牯 岭街》中的戾气，却还远远够不上平和喜乐：片中的主人公NJ（吴念真饰）的工作中充满了令他无法忍受的欺骗，NJ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生活的烦琐和无趣皈依 佛门，NJ的女儿卷入了一场情感风波，最终导致他的男友杀人入狱，而NJ的小舅子则被一场失败的婚姻和混乱的关系搞得心神不宁，差点为此了结了自己的性 命。唯有NJ的儿子洋洋，虽然同样遭遇了种种不幸却并没有因此表现出丝毫的沮丧和不知所措。在学会照相之后，洋洋把每个人的后背都拍了下来，因为“他们看 不见”。
很多人认为，洋洋的存在就像是杨德昌本人，他注视着所有庸碌无为的生命，把成人完全无法看到的荒谬展现给他们。从这个角度 上讲，洋洋这个角色或许是所有儿童角色当中最富哲学性的一个。恰如《一一》这个片名，乍看简单到全无意义可言，但这个渺小的符号性人物却又有着上帝般的视 角，可以凌驾在众生之上，看清一切悲欣。
在影片结尾的葬礼上，洋洋看着他的本子，说出了或许是杨德昌想对这个世界说出的最后一句 话：我觉得，我也老了。至此，“成人”终于成为了世界上最可悲的字眼，成为了连孩子都不愿达到的“彼岸”。不过，如果没人想要老去，“成人”未尝不能当作 一种鞭策；毕竟，关于善良、美好和爱，大人们要反身向孩子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