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把枪抬高一厘米的自由

我们在中国现在的世界里,常常做出些身不由己的事情,很多都是出于所谓的上级命令。这里有一个案例,或许对矛盾中的我们有所帮助。

1989年2月,东德的小伙格夫洛伊试图翻越柏林墙,被当时的东德哨兵亨里奇用冲锋枪打死。他作为军人,是在执行命令。他没有其他选择,不是吗?这多么像现今的我们,明明知道不对,为了逃避对自己的加害,必须去执行一些加害于其他人的行为。

1989年秋天,柏林墙倒塌了,东西德合并。当理智和人性重新回归的时候,曾经的英雄亨利奇被起诉。结果被判有罪,判处3年半监禁,不准假释。

亨利奇的辩护是,他是军人,他除了执行命令没有任何选择,否则他将被惩罚。但法庭沿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应用于法西斯战法的先例,就是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人类伦理的底线,否则就是犯罪。

关于这件事情,我在2007年在南京和美军的高级军官讨论过这件事情。我说,如果你的上级命令你在伊拉克枪杀平民,你会怎么办?军人的天职不是服从吗?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在美军入驻任何地方之前,所有士兵都会有一个叫做"Engagement Handbook"。其中明确规定了士兵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枪杀平民是被国际法禁止的。如果指挥官要求他这么做,他可以第一,拒绝执行,第二,向相应的检查机构汇报。对于虐待战俘等情况,也明确规定了不可以因为上级命令而去做。(这也是为什么关塔那摩的虐囚事件产生如此大的国际反响的原因,因为大家以为engagement handbook可以避免当年亨利奇犯的错误,却没有。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这个故事对于我们的启示在于,如果看看二战期间以及之后几十年德国受的苦难,看看非洲国家的苦难,甚至看看18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比中国文革还疯狂的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并不孤单,中国的苦难在很多地方有类似的情形,这是人类的疯狂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依然在这种苦难的漩涡里。如果我们可以,我们必须开始建立更加长久的内心的道德标准,而不要受现在的世界的影响。我们或许在有些事情上没有不开枪的自由,但我们的确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由。

如果你是教师,或许你还不能改变教育制度,但至少你可以减少一次对叛逆的孩子的训斥,或者最不济,减轻这种训斥,让他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路向前走;如果你是城管,或许你可以放一个烤红薯为生的小伙一条生路,不要那么卖力的驱赶他;如果你是互联网的网管,或许你可以让自由正义的帖子哪怕多活一个小时。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不开枪的自由,但我们至少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由,而选择这个自由,是跟随人性的召唤的决定,是永远不会后悔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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