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孩子们解释死亡 美国“死亡教
国人落下的“最后一课”必须尽快补上。而美国的经验,也许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为孩子们解释死亡
7岁的蒂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拉着他的手,对他笑了笑,他回了我一个笑容,过了一会儿,他闭上了眼睛,看上去像睡着了,老师说他死了,再也不会回来……爸爸说我是个勇敢的男子汉。”蒂米确实很勇敢,许多成年人未必有他应对得好。就在这一天的下午,蒂米和他的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梅奥医院,在那里他们第一次体验了一节独特的“死亡情感教育课”,他们将花瓣撒在临终者的床上,并勇敢地握住处于弥留之际的老人的手,向他送上祝福的话,然后微笑着目送他告别人世。
这种类似临终关怀服务的体验,实际上是美国“死亡教育”课程的一种,在许多美国中小学校受到普遍欢迎,大人们希望借此让孩子们能正确毫无阴影地看待死亡。
美国的死亡教育,正式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赫蒙·费弗尔在1959年发表了第一部死亡教育的代表著作《死亡的意义》。1963年罗伯特·富尔顿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开设了美国第一门正规死亡教育课程。其后它的影响不断扩大,受到了各级学校、社会及有关专业领域的接受和重视,现在,“死亡教育”作为一门必修课,已在全美大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普遍实施。
美国人认为,孩子一般从4、5岁开始对死亡产生好奇与疑问,如果得不到父母或老师的正确引导,无法获知真相,极容易被笼罩在死亡的神秘面纱之下,产生错误或片面的死亡认知。所以对幼儿来说,死亡教育的意义非常深远。美国人希望以温和浅显、生动形象的方式向孩子们做出关于“死亡”的解释,并把这种“死亡教育”视为一种“情感知识”存入孩子的知识库。可能有那么一天,家中一只小狗小猫或家庭成员真的去世时,孩子便能动用他所需要的“情感知识”,来理解他面临的深深悲伤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不同方式相同目的
但是死亡教育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也有许多问题,该用怎样的教材、采取怎样的教学方式,如同性教育、艾滋病教育、消费者教育一样,在美国各地的学校里引发争论。目前美国各个中小学校的死亡教育,课程和教学方式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差异。有的中小学校根据当地情况及风俗特色,开设了具有独立科目的死亡教育“特色课”,如预防自杀课、死亡问题心理课等。但更多学校,则不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科目,而是纷纷将死亡教育的内容渗透到健康课、社会课、文学课、科学课、生物课等科目中,也形成了一定的课程特色。
蒙大拿的儿童心理学家阿斯莫老师选择在文学阅读课上,给孩子们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海盗伯里斯》。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叫伯里斯的海盗,他和他的海盗伙伴们身体强壮、贪婪大胆。突然有一天,他们养的一只鹦鹉死了,伯里斯和所有的海盗都哭了。
阿斯莫问:“同学们,大家一直以为海盗是残酷没有感情的,但为什么这个故事,却是以海盗同情鸟儿死亡作为结束?”然后阿斯莫与学生一起热烈讨论海盗与死亡的联系、生命的脆弱与珍贵等问题,原本冰冷的死亡话题,逐渐充满温情氛围,孩子们表现出对死亡的理解和体恤。阿斯莫认为,儿童文学作品《海盗伯里斯》,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向孩子们说明对于任何人“死亡都无法避免”和“生命都十分重要”的观念。
阿斯莫老师认为死亡教育不应该局限在某本教材里,如何通过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用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直面死亡才算成功。
美国肯恩大学诺尔·玛鲍教授的办法比较极端一些,但等待上课的学生名单已经排到3年后了,这大概能说明他成功了。玛鲍会带他的学生参观一座公墓、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与杀人犯见面)、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一座火葬场。他布置的作业也与众不同:给他们去世的亲人写一封告别信或为自己写下悼词和遗嘱。虽然这样做显得恐怖,但学完了玛鲍的死亡课程或者类似课程的学生学会了一项重要的技能:坦诚谈论死亡。
这基本代表着美国人对“死亡教育”两大基本目标:一是坦诚面对死亡事实,正确认识死亡；二是同时把它作为情感教育的一部分。
当格林湾威斯康星大学的人类发展学教授伊莱娜·丘皮特在1984年提议开设死亡课程时,她的系主任问道:“谁会学那样一门课呀?”但这门课随即人满为患,学校被迫将报名人数限定为50人。
根据《死亡与临终手册》一书的统计,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各地开设了600多门与死亡相关的课程。而今天,数以千计的这类课程可以从不同学科里找到——从健康学、哲学到医学。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仅将死亡当成一种抽象的可能性来对待:所谓的死亡聚餐越来越受欢迎,人们喝着啤酒讨论死亡的话题。大量的事实证明,美国死亡教育积极开拓了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