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止尽的抗争：李
导读：抵制建垃圾场，失败；抗议环境污染，无果。循环往复，有人坐牢，有人患癌，有人死去。这就是李坑与垃圾共生20年的历史。随着垃圾处理场选址难的问题在城市凸显，这种在原有垃圾填埋场附近继续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以及综合处理工程的模式，已越来越多地被各大城市运用。每座城市，都有一个李坑。
村民在自家的菜地里采摘蔬菜，在他们背后不远处就是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吴进/CFP
三农直通车综合报道：由于李坑将再次启动日处理千吨的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工程，10月26日，大约400名李坑附近的村民，又一次集中在广东省政府门口，随后被警察驱散。双方未发生冲突。在过去20年里，他们早已习惯这样的结果。
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永兴村东侧的李坑，距离广州中心市区仅23公里左右。那里曾经有一个小水库。其西北方是冲积平原的水田，其他三面山冈环绕。20年前，清水沿着小山上的水渠蜿蜒而下，灌溉着山脚的千亩农田。农田里种着水稻、蔬菜和瓜果。
但近20年来，先是水库变成了李坑垃圾填埋场。随后，在它的周围，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二期相继建起。现在，又要上马新的垃圾综合处理工程。
抵制建垃圾场，失败；抗议环境污染，无果。循环往复，有人坐牢，有人患癌，有人死去。这就是李坑与垃圾共生20年的历史。历史只存在于少部分人的记忆中。但事实上，随着垃圾处理场选址难的问题在城市凸显，这种在原有垃圾填埋场附近继续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以及综合处理工程的模式，已越来越多地被各大城市运用。
每座城市，都有一个李坑。
被填埋的水库
60岁的徐国强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垃圾填埋场选址到李坑水库的时候，村里一片反对的声音。那时，他刚刚通过村民投票，当上了副村长。他完全没有想到，此后20年，他一直担任村干部，工作却再也离不开垃圾。他对财新《新世纪》说：“上面是高压的行政命令，下面是村民的切身利益。20年来，我一直被夹在中间。”
填埋，至今仍是中国处理生活垃圾的最主要办法。这一技术操作简单，几乎可以处理所有种类的垃圾。但是，这种办法占地面积大，同时存在二次污染。例如，垃圾渗出液会污染地下水及土壤，垃圾堆放产生的臭气严重影响场地周边的空气质量。
最初，冲突激烈。李坑有村民冲进施工现场砸机器。“那时候，村民的法治意识淡漠，总想着要闹事，结果不但没能够抵制填埋场建成，而且还触犯了刑法，都是扰乱公共秩序罪，判了好几年。”徐国强回忆。
至1991年底，李坑水库变成了一个占地面积518亩的填埋场，有50个足球场那么大，距离最近的民宅只有300米左右。此后，广州市的生活垃圾就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每天1000吨。
附近也逐渐形成“路过都要捂鼻子走”的状态。每逢大雨，渗下的雨水通过原来的水渠，一点点流入农田。
填埋场也采取过措施。山上修建了环山排水沟，试图把污水蓄积在排水沟里。但随着垃圾山不断长高，环山排水沟也不够用，甚至把山下的另一个水库也污染了。
这里原来家家户户都打水井，自从垃圾填埋场建起来之后，村民们发现，“水比以前稠，有点发涩”。再往后，水就逐渐变黄，甚至漂浮着一层红色。
村民不再饮用地下水，宁可开车去上游的镇里运水回来，5毛钱一桶。井水，只用来打扫卫生和浇菜。
徐国强回忆说，“当时一上这个山，就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敞开的垃圾车满载着垃圾从我们身旁经过，盘山而上，飘落下一路的垃圾。”此后，村民们甚至不愿意再上这座垃圾山。
村民们把路挖断，阻止垃圾车上山；还用混凝土把污水处理口堵住，不允许排放污水，但垃圾山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顽强地向上生长，直至成为一座高于周边五六米的垃圾山。
垃圾焚烧发电第一厂
就在村民们算计着垃圾填埋场何时能够填满的时候，2000年，广州市第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李坑——就在距离填埋场不到500米的地方。
比起填埋法，焚烧是一种占地面积小、效率高，且“减量快”的好方法。1999年，广州市的生活垃圾已达到每日近6000吨，而李坑垃圾填埋场和广州另一个大型填埋场，都即将填满。
广州市很早就有了垃圾焚烧的计划。1993年底，这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就已经选址大坦沙南部的坦尾村——但这里与佛山市南海黄岐镇仅隔一条宽340米的白沙河。选址以来，南海方面不断提出反对意见。1999年1月，六位来自佛山的广东省人大代表，就此约见副省长汤炳权；一个月后，大坦沙垃圾焚烧发电厂被广东省环保局叫停。
2000年3月，广州市最终将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改在了李坑。李坑的村民也表示过强烈反对。徐国强苦笑着说：“在填埋场之后，焚烧发电厂又来了，因为我们这里没出过大官。”
据《广州市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设计》，广州市环卫局曾提出兴丰、吉山、李坑三个地点作为备选厂址，其中李坑相较于其他两个，离城市更近，“场外道路工程投资省”；距自来水公司供水管3000米，地下水源较丰富；在排污上，则“可部分依托填埋场的污水处理站”。这份方案认为，在李坑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对环境的影响“较少”，而且基础设施“较方便”，厂址选择是“合理”的。
后来，广州市环卫局组织了当地约20名村民，前往澳门垃圾焚烧发电厂参观。徐国强是其中之一。他回忆，“那个焚烧发电厂比我们80年代的食品厂还干净，基本闻不到臭味。”环卫局的人表示，澳门的技术是1992年的，“在李坑，要用2000年的国际最先进技术——德国设备，日本安装，法国管理。”
徐国强称，当时环卫局还承诺，要完善自来水系统，建立村民健康档案，定期体检。最重要的是，根据规划，“现代垃圾焚烧发电厂不仅是城市环境卫生的卫士，也应该是一座现代化的花园式工厂。”
规划设计显示，项目总体规划用地面积约10.18万平方米，人工景区占地面积3265平方米，绿化总用地面积为4922l平方米，绿地率48.36％。徐国强说：“他们当时承诺，这里将出现一个近6万平方米的绿化公园，有八个足球场那么大，就和城市里人们用来锻炼身体的公园一样，还可以把废气净化掉。我们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大的绿化公园，觉得这项目还挺可爱的。”
但村干部仍然不敢在协议上签字。“当时矛盾太激烈了，谁都不敢签，怕成为永兴村的历史罪人。”徐国强说。
最终，是由龙归镇的副镇长在协议书上签了字。2005年6月，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进入为期六个月的调试运行阶段，并于2006年1月正式投产。
“癌症村”隐现
真正落成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就像一个卷曲的银色铁盒子。“盒子”上耸立着两根90米高的烟囱。烟囱前方不到50米处，就是菜地、果园。村民实地测量，最近民宅距离焚烧发电厂126米。
原本每天送往填埋场的那1000吨垃圾，就被源源不断地运往焚烧发电厂。
最初，村民们发现两个烟囱白天冒白烟，晚上冒黑烟，偶尔会出现五颜六色的烟；晚上，空气中弥漫着怪异的味道，有时发酸，有时呛鼻。后来，村民们发现，在距离烟囱300米的范围内，如果晚上睡觉前放一张纸在室外，到第二天起床，纸上就会蒙上一层灰粒。
本地人早已不愿意种这块地。一位正在农地里耕作的农民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自己是从信宜过来的，他们一家通过租借这块地来过日子，“这边地便宜”。
菜地里一座简易小平房就是家。三岁的女儿在门口一边咳嗽一边玩泥巴。“没办法，小孩来了以后就经常鼻子喉咙不舒服。再过一两年我们就搬走。”
这几年，村民们还发现，癌症病人突然增多了。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份截止到2009年的“李坑村癌症死亡病人名单”。名单显示，建厂前（1993年-2005年），永兴村患癌死亡9例；建厂后，永兴已死亡的癌症患者竟达42例，且有4例尚未统计。而永兴尚存活的癌症患者也有20人。
财新《新世纪》记者向永兴村委会求证，村支书范展光称：“那份名单是真实的，但不完整。2009年之后，又发现了七八个癌症患者。”
一方面，是村民和公众坚信李坑的癌症高发和焚烧发电厂“脱不开干系”；另一面，是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网上流传的永兴村村民癌症死亡名单有误。该村村民癌症发病率在2003年—2008年间无明显变化，其中肺癌发病率在同期各年份也无明显变化。”
财新《新世纪》记者拿着名单在李坑随机询问癌症患者，是否有专业人士来问过病情，十位患者均表示，除了记者和村干部，没人来过。而且，此前承诺的村民健康档案和定期体检，也均从未有过。
环评“筹码”
上述癌症名单，原是广州一名家住番禺的记者花了三天时间，挨家挨户调查统计得出的。那是2009年，广州市正准备在番禺会江建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会江周边有多个大型楼盘，广州有很多媒体人居住于此。
此后，番禺的居民多次自发前往李坑考察。他们迫切地想知道，建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究竟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李坑，成为番禺居民抵制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最佳依据。
在和番禺居民的交流中，李坑的村民们逐渐知道了什么是二噁英，什么是环评，如何去和政府谈判。他们似乎也看到了媒体和网络的力量。他们感叹，终于有人关注我们了。
但在2009年10月，李坑二期工程就在那块抛荒已久的空地上悄然开工。那里，正是焚烧发电厂一期规划图上的“绿化公园”所在地。
与前两个工程不同的是，因为不存在征地问题，这一次，村民连签订协议的机会都没有，只能被动地接受又一个焚烧发电厂，伴随着一个高90米的烟囱。村民戏谑地把二期工程称为“鸟巢”，把那个烟囱称为“火箭发射塔”。
已经懂得查看环评报告的村民了解到，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曾发函《关于退回广州市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通知》。该通知列举了空气、水源等问题，明确表示：“我局不同意在此厂址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厂。”
这成为李坑村民抵制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的惟一“筹码”。不过，2009年1月，广东省环保局表示，“广州市已从2007年初开始对1993年修订的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区划进行调整，调整后项目选址不在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内。”
这意味着，为了推进李坑二期项目，广州市特意调整了水源。一位不愿具名的环保专家认为，这是环评中惯用的手法。“调整水源保护区，实际上就是减少一个取水点。不过，这里的地下水和广州市的其他水源地都是相通的。上游污染了，下游会好吗？”
在环评通过之后，到工程悄然动工之前，当地村民至少五次集体前往施工现场“围观”，阻止开工。
在广州市的城管接待日，五名村民代表向城管委递交了一叠厚厚的材料，其中包括国家环保总局的通知、一份有永兴村4085位村民亲笔签名的“反对垃圾焚烧”材料，以及一份官方承诺书。今年4月，原广州市市容环卫局曾向村民书面承诺：未与永兴村村委会达成一致意见之前，不开工建设。
这期间，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被暂停；但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二期工程从未停止。目前，二期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明年年初即可正式投产。届时，加上一期工程，每天将有3000吨垃圾运往李坑。
垃圾产业链
抗争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首先，垃圾填埋场已经于2004年“寿终正寝”，并在地表完成了绿化。事后统计，李坑填埋场占地面积518亩，从1992开始投入使用，12年来共收纳约900万吨生活垃圾。目前即使走在坡体上，也几乎感觉不到垃圾的味道。
其次，永兴村村委会与广州市生活废弃物管理中心签订协议，同意建立环保监督员制度。由中心提供每年30万元工作补贴，由村委会聘请六到十名村民作为环保监督员，对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各项环保指标进行现场核实与监督。
不过永兴村村委会称，村民至今从未被邀请进到焚烧发电厂内部去监督。
村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也要求过环保搬迁。但是，永兴村地处广州市郊，并非贫困地区，多数人家都盖了五六层的楼房。“如果真的要搬迁，仅一公里范围之内，估计就有1000人。我们自己核算，搬迁成本大约是20亿元，这个成本非常高。”一位村干部说。
有钱的人家抛弃了这里的房产，逐渐搬了出去。剩下的，原本希望能够把这里的房子卖掉，然后去城里买房。但这里的房子没有人愿意买。
围绕着垃圾，20年间永兴村也衍生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进入垃圾场的一条小马路两侧，距离焚烧发电厂两公里范围内，布满了各种废品回收站。有收废塑料的，有收废钢铁的，有回收废旧脚手架用来出租的。还有用垃圾焚烧后的废渣制砖的厂房，门上挂着“出售环保砖”的标语。
附近居民说，在这里开废品厂的，以牺牲健康为代价，赚了钱。一个回收废旧轮胎的老板说：“我认命了，我要挣够钱，让孩子离开这里。”
离不开的村民，心态也逐渐发生变化。他们淡定地告诉每一个来访的人，受到污染的，绝不仅仅是李坑：“我们这里种的菜，自己不吃，都运到市区去卖；我们这里的水，自己不喝，都给下游的人喝；我们这里的砖，自己不用，都留给市区去用。”
2011年10月底，广州市城管委又一次签下了李坑垃圾综合处理厂项目。与李坑二期垃圾焚烧发电厂类似的是，当地的镇、村、社毫不知情。
村支书范展光称，“永兴村委会及经济社从未收到过该项目的任何相关文件和通知，我们都是从报纸上才知道他们签了协议的事情。”范展光介绍，该项目用地14年前就已经征收，作为“中华肥丹厂”的用地，即把厨余垃圾分离出来进行堆肥，“那时我们觉得这是个好项目，肥料总是农民最需要的。”然而这么多年过去，这块地一直抛荒，直到最近突然启动。
官方称，李坑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建成后，每年可消纳约35万吨的生活垃圾，相当于可解决整个广州市8%的生活垃圾出路问题。中标方相关负责人亦在签约仪式上表示，要把该项目建设为“全国示范工程、明星工程”。
只不过，李坑的村民们早已不相信“示范工程”“明星工程”。他们抱着“宁愿牺牲老一代，也要保护下一代”的决心，开始了新一轮的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