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需要一个“准备期”

发展中国家应警惕“民主陷阱”(新论)

丁 隆

“早产”的民主超越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让仍处于“前现代阶段”的社会难以承载

8月14日，埃及前总统穆尔西被军方罢黜引发的政治动荡终以“硬着陆”收场。军政府的“清场”行动酿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的“尼罗河惨案”，有着“城市之母”美誉的古城开罗成了尸首遍地的“人间炼狱”。事件说明，埃及民主化进程两年多一直在空转，埃及人民不仅无缘享受“民主的红利”，甚至连社会稳定和人身安全也成奢望。

埃及的“民主之殇”并非个案。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在威权终结后，沿着威权政权倒台—民选政府治理失灵—军人干政这种“教科书式”的政治发展路径演进。转型国家的政治参与度迅速提高，而社会组织化和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使政治动荡成为民主化的“衍生品”。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将政治转型国家的社会形态称为“普力夺”社会，在这种泛政治化的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直接参与政治，最典型的是军人干政和教权主义。这两种情形在当下埃及社会均存在，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力量，将宗教作为政治动员工具，成为选举的赢家。上台后，穆兄会以意识形态挂帅，推行伊斯兰化议程，最终被军人赶下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军人干政的例子也比比皆是，1960年后，土耳其发生4次军事政变，非洲国家的民选政府被军人推翻更是司空见惯。

发展中国家民族构建水平低，社会缺乏同质性，是导致“民主不适应症”的重要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其实是殖民主义者凭空捏合的“人造国家”，“早产”的民主超越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让仍处于“前现代阶段”的社会难以承载，被威权统治掩盖的民族、宗教等矛盾在民主化进程中集中爆发。比如教派矛盾使伊拉克民主成了“爆炸民主”，部族矛盾使得肯尼亚选举多次引发仇杀。因民主化导致的社会分裂，在埃及表现为教俗矛盾，在泰国表现为城乡对立。

民主是一个系统工程，选举只是程序层面的民主。民主的要义不仅是“一人一票”，更是以包容和妥协精神为内核的文化。埃及缺乏对民主“友好”的政治文化、政治力量和公民，各派政治力量唱着民主的高调，却用威权政治的老套路行事，缺少和解与妥协的政治转型，成了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穆尔西上台后，不断扩大权力。军方用民粹主义手段扮演“替天行道”的“救世主”角色。军方的政治过渡路线图，也没有穆兄会的位置。从“解放广场”到“阿达维亚广场”，抗议示威你方唱罢我登场。“广场革命”屡试不爽，使民众相信街头政治比投票箱更有效，选举的低投票率与示威游行高参与率，形成强烈反差。

明眼人都看得出，埃及政治剧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和民生问题。两年多来，经济发展让位于政治斗争，使埃及经济几近崩溃，成为社会动荡之源。当前埃及政治转型最紧要的目标是恢复治安。以包容的政治过渡进程弥合裂痕，实现和解，防止伊斯兰力量走向激进，将是埃及政治转型的唯一出路。

民主化需要一个“准备期”，发展中国家应在该阶段注重发展经济，培育有利于民主的经济力量、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这对民主的建立和扎根至关重要。不顾国家和社会实际情况，不加改造地照搬西方民主，往往会患上各种严重的“民主不适应症”，甚至走向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