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执政党可能没
困惑和求解
蔡霞的外公是参加过一次大革命的老党员，队伍被打散后，跟着潘汉年充当苏北和上海的交通员。她的母亲舅舅姨姨也都参加了中共军队，是典型的革命家庭。
小时候，蔡霞生活在军队大院里，身为革命后代，她说自己从未享受过身份带来的特权，例如，即使在大雪天作为产妇出院，父亲也不允许使用他的配车，而是坐在三轮车里，盖上层层棉被，由警卫员载着回家。
“老一代革命的时候，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的，革命胜利以后，大多数老干部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都没有沾上光。”长在红旗下，接受正统的革命传统教育，蔡霞的人生轨迹和同龄人别无二致。
初二那年，红卫兵蔡霞站在天安门广场，看着毛泽东的敞篷车缓缓开过，之后的三天，哑了的嗓子没能说出一句话。“当时宣传讲，毛主席神采奕奕、红 光满面，我们当时以为是形容词，等到见了毛主席，真的是那样，神采奕奕、红光满面。”这是她当天的记忆中最清晰的细节，“后来才明白，原来人是可以化妆 的。”
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攻读硕士学位之前，蔡霞在军队、国企、县委党校从事政工工作17年之久。在博士论文里，她用政治学、哲学、人学理论研究共产党的价值观问题，“把政党当作对象去研究，就开始破除神圣化的思维，从政治宣传走向真正的学术。”
2003年，蔡霞跟着党校领导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编写，尽管是很短的一段经历，但让她了解了党内某些方面的思维特点。“一共是 15章，每一章分几个小点，我分到的是‘党的建设’，实际要做的就是按照已经列好的小标题，去找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只能做文字上的连接，不做解释。实际 上就变成了编纂语录。”
在蔡霞看来，“三个代表”思想是一次大胆尝试，面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快速而深刻的变化，中共试图用用现代民主政治的眼光看待变化了的中国，努力解放思想，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转型，但但甫一提出，就招来质疑：是不是要变为民主社会主义？
“因为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还不够，一遭质疑就缩了回去，事实上后来理论就难以往前推进，是落空了。”蔡霞说，邓小平提出过的“不争论”，有被扭曲为不思考的危险，理论建设始终无法突破，难以解释现实，造成执政党的话语能力极为薄弱。
“至少从搞党建研究来讲，我们是很焦虑的。”蔡霞观察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焦虑，则更直接和具体，那就是，对社会客观存在的思想多元怎么 看？网络怎么管？“我们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打开思想解放的空间，打破长期以来的主义思维，深入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在中国的现实表现，放开 眼界，大胆吸收借鉴去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她后来逐渐由意识形态研究转向民主政治转型，因为“意识形态转身非常困难，相当程度上不是学术繁荣可以推动的”。2008年，蔡霞到西班牙考察，研究了西班牙政治转型之后，联系到现实中国的情况时候，她心情沉重，又陷入长达半年的焦虑当中。
阅读、思考，她试图为焦虑寻解，“国家能不能和平推进民主进程，要看社会本身有多大的生长发育能力，基层党组织应该培育和引导社会，使社会能够组织起来。”从2011年开始，她与北京市某街道合作，开展“党群共治”，实验预算民主，还请人讲解了罗伯特议事规则。
全程参加了街道的民主实践后，蔡霞教授生出了乐观的希望，“大家把对民主的理解变成了现实的感受，认识到民主是利益协商的机制。”
对话蔡霞
意识形态应具有包容性
人物周刊：你怎么定义自己？马克思主义者？
蔡霞：“马克思主义者”太高了。
人物周刊：不是指党内评价的特定词汇，从思想上来看。
蔡霞：那我是。有些人把我叫作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我也不同意，我是希望党内能够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推到极端、教条。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方法，努力去观察社会。
人物周刊：但是从文章和言论来看，你的主张似乎更接近于自由派学者，比如对自由民主的看法。
蔡霞：为什么？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始终是关于人的命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讲，“我们所说的人是现实中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 个人。”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所有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放在“所有人”的前面。
当你对人的理解落到“每个人”身上的时候，就必然把每个人的权利提升为思考的原点。制度合不合理、社会公不公平，不再是抽象地讲多数人还是少数 人，而是每个人能不能得到尊重和保障。面对来自多数人的民粹暴政，以及专制对每个人权利的压制，在限制权力这一方面，我肯定就倾向了制约公共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