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年度风云人物
2014，纪委很忙。2014年的中国反腐，更是全年持续吸引着关注的目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一句“你懂的”，不期然间成为这一年的反腐热词。那时的疑惑，如今已是过眼云烟。那句“你懂的”，如今是“真懂了”。
临近年末，反观这一年中国“反腐众生相”，有人感慨、有人失落、有人泪流满面……继而反观反腐历程，会发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之下，无论谁有问题，一概难逃法网。
长期以来，各级纪检干部给外界的印象只有一个——“神秘”。但这一印象在十八大后渐被打破。
一位省级纪委副厅级干部告诉华商报记者，以前纪委内部有个说法叫“多干少说”，这里的“说”主要是指对外宣传。即便宣传，也大多是在自己系统的阵地上“自言自语”。
十八大后，随着纪委系统的频频重拳出击，各级纪委的工作思路有所转变。“不仅要做，还要说，因为只有说出去了，大家才知道你做了什么。只有说出去了，才能对其他官员形成震慑。”前述纪委官员说。
2013年以来，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纪委开始褪去神秘的面纱，变得开放透明。与此同时，各级纪委干部的身影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清晰起来。有媒体赞誉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宁遇阎王莫遇老王”。
再比如今年6月底，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被中纪委宣布查处，网上一度流传万被几名着统一天蓝色衬衣的男子带走的照片。照片说明称，这些带走万的人就是中纪委干部。真伪已无从求证，但侧面说明民众和社会对纪委干部的期望。
工作任务量繁重，“今年太忙了”
华商报记者近日采访多名纪检干部，几乎所有人都感慨“今年太忙了”。多名纪委官员表示，2014年很明显的感觉是“人手不够用”。
40岁的张先生以前是某县粮食局纪检组长，2014年6月底他突然接到通知，让他7月初去市纪委报到。他到了市纪委后才知道，几乎每个县的相关部门都抽调了人员到市纪委协助办案。
张先生告诉华商报记者，到纪委上班的第一条“铁律”就是不能相互打听案件。谈到2014年后半年来的工作，他说几乎每天都处于工作状态，不断有新的案件线索移交过来。“这半年几乎没人休息，只有累得实在不行了的时候才申请休假。”
对此，另外一位省级纪检部门的王姓干部也深有体会，他说今年四月份因查办某案件，曾经一个月没有回过家，吃住都在办案点上。“根本没有周末和工作日之分，每天除了办案还是办案。”
一位和中纪委密切合作的曹姓国家公职人员说，据他所知，2013年以来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工作强度极大，“疲惫不堪”。
纪委工作任务繁重还可以从纪委内部自身岗位调整、机构改革看出。今年3月，中纪委副书记陈文清曾做客中纪委官网，介绍了最受关注的纪检监察室情况：纪检监察室总数由原先的8个增加到现在的12个；每个纪检监察室均配备人员30名，设立4个处。12个纪检监察室，每个30人，直接负责纪检办案的人员至少为360人。
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长黄树贤则在另外一篇署名文章中介绍说，2014年的纪检系统机构调整到位后，全国省级纪委纪检监察室总数将达到231个，新增61个，增幅达36%。
《新京报》的报道则称，重组后绝大多数省级纪委纪检监察室将增至7至8个，其中河南省纪委最多，达到11个。某县纪委书记称，由于各级纪委人手都很紧张，许多省纪委都选择从市级纪委抽调办案骨干，市纪委只能从县纪委抽调。“有的地方人实在调不开，就只能向检察院甚至公安借人。”该纪委书记说。
办一起案子，看档案就花两个月
除工作强度大外，压力和阻力成为纪委办案人员最头疼的事。一位省级纪委的办案人员说，随着国家对贪腐打击力度的提高，涉案官员也变得越来越狡猾了。“以前许多案子证据很容易拿到，但今年以来明显比以前有难度了。”
该官员举例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如今一些地方纪委在对一些涉案官员调查时，官员都处于一边接受调查一边正常工作的状态，很容易出现“串供”、“销毁证据”等情形，“这无疑给办案增加了难度”。
该人士还谈到，以前普遍认为“双规”是纪委办案的“利器”。但近两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双规”这一党内主要调查措施在日常办案中用得越来越少，“审批程序比以前严格太多，主要还得靠证据。”
环境之外，如今纪委办案的压力还多了一些人为因素。上述纪委官员说，由于传统固化思想的原因，许多地方的基层“一把手”并不愿意自己的辖区被发现太多的涉腐案件，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人为阻力和压力。
一位长期在市级纪检系统办案的官员告诉华商报记者，如今纪委办案线索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个是群众举报，一个是网络信息。但这两个渠道里的线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证据模糊。“许多事情看材料都有影子，实际调查并不是那么回事。”
该官员说，2014年他们为了调查某县委书记的贪腐证据，将该县2007年以来的城市建设档案全部翻了个遍，由于中间牵扯到许多专业财务问题，于是又调来审计、财务人员查账，仅查看档案材料就花了两个月时间。
压力之外，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公开阻拦纪委办案现象。比如今年12月初媒体所报道的，湖南省祁东县发改局副局长龙智雄被市县两级纪委调查，龙的弟弟、祁东县工商局干部龙向阳公开“冲击”纪委办案场所，并威胁多名纪委干部“把你们从窗户丢下去！”
“我们办案有时候真的很难，因为说不定哪天你的调查对象就是你的熟人或朋友，因为体制内圈子就那么大。你严格依法办理，许多不理解的人会说你没人情。不严格办理，内部纪律你允许，咱自己也做不到，反正在纪委办案压力挺大。”一位省级纪委的办案人员说，“纪委办案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风光、简单。”
面对的诱惑不少，心理素质要好
一位纪委官员告诉华商报记者，作为纪委办案干部，有一项特别重要的要求就是心理素质要好、心态要好。他举例说自己是一名副处级干部，每月的工资收入也就4000元左右。有好多次查办案件时，当一些同级别的官员、甚至科级官员的贪腐数字动不动就达几百万几千万时，这对于同为公职人员的纪委干部就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就听到过有同事发牢骚，说这太不公平。”该官员说，后来这个同事不久就被调离了。
“纪委这个系统诱惑真的不少，心理素质不好很容易犯错误的。”该官员强调说。
2014年，各级纪委系统还有一个新亮点——解决“灯下黑”现象、“清理门户”绝不手软。今年5月9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第四纪检监察室主要联系金融口的单位等。魏健还曾担任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主要联系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26家机构。
就在外界纷纷赞誉中纪委“反腐面前没有特权”时，仅仅过了10天的5月19日，中纪委网站又发布消息，称中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在今年的纪委系统，魏健和曹立新并非个案。早在今年2月，山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就因涉案被查出。公开简历显示，金道铭在1993年至2002年期间曾担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副主任兼外事办主任等职。4月12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被查。申维辰也曾是十八届中纪委委员。
而据媒体的零星报道，以上纪委官员涉案几乎都和此前“办案”有关，或通风报信，或权钱交易、以权谋私。
据廉政瞭望杂志的统计数据，2013年以来，全国纪检系统共查出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至少41起。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反腐专家李永忠在今年8月15日的一个讲座中认为，这些数字“说明中央纪委查案没有禁区”。
有评论指出，纪委系统一系列清理门户的动作，正是想通过个案上的推进和制度上的改革寻找到一个突破口，找到一个制度之“解”，让公众相信纪委有自我净化的能力，不会纵容系统内的腐败官员。